专锤学术造假的耿同学：希望我的墓志铭上，能写一句好话

过去几个月，一个网名为“耿同学讲故事”的博主，连续公开质疑了五位高校教授团队的论文数据，在科研圈内外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一种奇特的混合：声色俱厉的指控，穿插着黑色幽默的调侃。他点开一篇篇发表在《自然》等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指着图表和数据中那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有时是两组本应独立的数据曲线离奇地重合；有时是小数点后的数字分布，暴露了人为编造的痕迹。

让他觉得既可笑又可悲的是，有些造假手法“低劣到几乎不加掩饰”，仿佛作者连敷衍都懒得认真了。这些视频不断叩问着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肉眼可见的异常，能一路绿灯直达顶刊？为什么许多业内人心知肚明，却鲜少有人公开戳破？

震荡仍在持续。被他点名的五位教授所在高校，均已承诺展开调查。其中，同济大学在调查后，对涉事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作出了严肃处理。

许多人因此将耿同学视为“学术打假人”。但翻看他过往的视频，除了科普，更多是对科研生态与学术文化的深层反思。他原本是一名生物科学博士生，也曾怀揣理想，相信通过知识与技术，能在某个课题上取得哪怕微小的突破。

转折发生在2024年。他开始在B站制作视频，用极其诙谐又冷静的叙事，讲述科研世界的种种荒诞。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抑郁。

他不断追问身边的同学和老师：“这个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当最终确信传统的“做科研”之路已无法通向他所追寻的意义时，社交媒体赋予了他一种新的方式，让他得以用另一种姿态重新进入这个系统。

尽管获得了巨大关注，耿同学很快感到了麻木。仅仅撤下几篇论文，离他心目中的目标还太远。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只针对那些“杰青”课题组

鉴定一篇论文，我通常需要花上半天时间，仔细寻找数据上的异常。有些论文的造假手段之低劣，实在让人发笑——作者仿佛连演都懒得演了。毕竟，他们只要稍加掩饰，我很可能就看不出来。但这种“肆无忌惮”，反而透露出一种“你又能拿我怎样”的猖狂。

这些发表在顶刊的造假论文，最大的危害是浪费科研经费。这些钱来自国家，本质上，做这类课题无异于公款消费。圈内人都心知肚明，不会把这些论文当真。它们大多对科研进展没有实质推动，只是在内部空转、互相引用，形成一种“养蛊”式的循环。

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有些“杰青”、院士在学术界声名显赫，论文等身，但若问其研究对现实产业链有何推动，答案往往是零。这本身难道不是最大的问题吗？

我希望能借此事件，在科研界推动一项根本性的改变：重复实验。而且，应该从那些资源充沛的大课题组内部开始推行。

我们不妨先假设这些“杰青”也是受害者——功成名就之后，他们理应也不希望手下课题出现学术不端。那么，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在课题流程中增加一个小步骤，即安排不同的人进行重复实验。

具体来说，论文主要作者完成第一遍实验后，将全部实验数据和条件详细记录，由课题组内其他人（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即可）独立完成第二遍、第三遍。一个实验通常有多个步骤，不需要全部重复，只要在关键链条上有一两个步骤被他人验证，造假的空间就会被极大压缩。因为你知道后续步骤有人复核，前序步骤还敢轻易造假吗？

当不同的人参与到实验的不同环节，互相串通造假的成本和风险就变得极高。而且，重复实验本就是科研应有之义，只是从“一人包办”变成了“多人协作”，并不会额外浪费核心作者的时间，他们反而能更专注于思考下一步方向。

这种“论文质检”机制非常必要。我们手头掌握了不少关于某些“杰青”课题组造假的证据。在曝光之前，我更希望他们能主动开启自查。这不只是为了清理旧账，更是为了规范未来。

这件事，也只有“杰青”这类大课题组有能力推动。普通课题组资源有限，我们并非针对他们。在资源尚可的课题组，学生只要安心实验，毕业并非难事。只有那些处于边缘、资源极度匮乏的课题组，学生为了毕业才可能被迫铤而走险。而对于“杰青”们，他们早已超越了“温饱”需求，追求的是更多。

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课题？

我在博士第五年选择了退学。这不是我或导师任何一方的错，而是环境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

或许，现实与我的理想差距太大。我希望所做的课题有意义，能对国家的科研有所贡献，毕竟这个过程花费了国家不少资源。读研初期，我确实能从科研中找到热情，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但很快，我发现自己内心无法认同所做的课题。

什么是有意义的课题？它最终应该能应用于生产，或解决某个实际问题，至少也应对生产实践有间接的启发。如果纯粹为了发论文、评职称而存在，我觉得那是一种耻辱。研一时，我追问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课题有什么意义”。问久了，同学们往往会无奈地告诉你：“这玩意儿能有什么意义？”——他们当年可能也追问过，最后却不了了之。

为什么会这样？研究生、博士生不做实验无法毕业，但导师也面临诸多限制。他们之所以无法提供一个更有意义的大方向，很可能是因为只有某些特定方向容易获得经费。

当某位大专家确立了主流方向后，其周围自然会聚集一批关系密切的年轻学者。紧跟专家的方向，意味着更容易获得经费支持。科研体系内部，就这样形成了以少数专家为圆心的扩散格局。离圆心越远，拿到经费的难度就越大，科研就越难开展。即便你的课题方向新颖，也不得不设法向主流方向靠拢。

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研究，做起来怎能不拧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退学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2020年刚入学不久，我就萌生了退意。感觉与理想的科研环境相去甚远，具体细节已不愿多提。后来，课题越做越别扭。在家人的劝说下，我一度犹豫坚持。

到了第五年，痛苦已经转化为生理上的厌恶。每次从宿舍走向实验室，脚步越来越沉重。一走进实验室，就感到胸闷、头晕、恶心。我想，算了，别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可能先垮掉的是我自己。

况且，那时我的自媒体已有起色，收入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浪费时间做毫无意义的事，就更找不到理由了。

我也想象过，如果真的熬到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回头再看那几年，既没有认真做科研，又混到了一个学位，心里只会感到愧疚和别扭。于是，我选择了离开。

我没有选择

我出生在东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工。上大学前，我甚至没走出过大连市。初二初三，我一直是班级第一，家里人都觉得我了不起，我也就信了，还挺骄傲。

但走出家门才发现，我这成绩放在北京海淀，可能连给人提鞋都不配。还有来自山东、河南的学霸，我确实考不过。高考填志愿时本想报汽车专业，结果被调剂到了生物。开学第一课，老师就直言不讳：这专业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必须读研。

视野打开后，我清醒地看到了差距。互联网时代，信息看似平等，但不同大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和想法，依然存在巨大鸿沟。这让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以及下一步该做什么才能让自己变好。至于伤心之类的情绪，没时间去想，想了也没用，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2014年大三上学期，课程基本结束，我就急着出去找工作了。大二那年，父亲在工地受伤，单位鉴定不是工伤，老板留下两千块钱就跑了。家里为给父亲治病，花光积蓄还欠了十几万外债。后来，父亲还是去世了。

我去北京找到一份世界500强医药代表的实习，以为这份履历会很高大上。现在回想，那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的幻想。所谓医药代表，实则是公司最底层，工作毫无技术含量。我们整天围着医生转，送饭、送小礼物。每天饭点前，都要问主任想吃什么，还得去高档饭店买。有一次饭店出餐慢，我一路小跑送回去，主任却不满意地说：“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这段经历对我打击巨大。本科之前，我一直是骄傲的。北京之行，直接把我打回了泥土里。那时实习工资1200元，在丰台角门西和两个同学合租地下室，每人就要1300元。

没钱吃饭，我就把中午陪医生吃饭的剩菜打包回去。有时没剩菜，就吃土豆蘸酱、茄子蘸酱。即便这样，钱还是不够。周末我去做地推、游乐场安全员等各种兼职。为了找兼职，我曾花400元加入一个兼职群，却因没干满一个月而没拿到工资。后来去应聘KTV服务员，对方说要先交400元定做服装——又是400元，这个数字让我瞬间警惕，借口上厕所溜走了。

当时租房押一付三，住满三个月后，中介跑路了，押金全无。在北京，我几乎把年轻人能踩的坑都踩了一遍。但既然出来打工，怎么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

2016年本科毕业，我回到沈阳，在一家疫苗生产企业配药水。干了两个月辞职，又换到一家狂犬疫苗厂做库管。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在车间里，我感觉人生毫无前途。真的想过死，但主要是怕疼。干了两个多月，公司把我开了，可能是领导不喜欢我。

在车间里，我看到一个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硕士，觉得他各方面都不如我，但工资有6000多，而我只有3000多。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萌生了读研的念头。当时下了狠心：“如果这件事做不成，我就不活了。”反正本来也不想活了。

不好意思回家，在外租房又没钱，我找到一个本科同学，在他宿舍打地铺。同学们很照顾我，没说什么。就这样备考了两三个月，我考上了研究生。学习这件事，对我来说还算容易。

到了研二，我发现自己读论文的速度和理解深度远超旁人，这让我找回了一些自信，觉得自己或许有点天赋。于是硕士毕业后，又继续读了博。

本科时，我还看不上教师工作，觉得工资撑死一万，我的目标可是年薪百万。但决定读博时，要求已经降低了很多：去四五线城市的二本三本大学当个老师，工资比公务员稍高，工作相对轻松，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后来自媒体做起来后，各种收益远超常规工作，也就不再考虑这条路了。

做自媒体视频，内容都是自己想说的话，自由度很高。除非接广告需要适应甲方要求，但接不接可以选择。这种自由让人幸福。读博的后两三年，我在自媒体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科研早已没了心思。

回过头看，我认为不是我选择了这条路，而是综合所有条件，我只剩下这条路可走。

什么叫有选择？是往东走是光明大道，往西走也是康庄前程。但如果往东是生路，往西是绝路，那我往东走就不叫选择，叫必然。我的处境并没有给我太多选择空间，只有一条路能让我活得像个样子，所以我只能走下去。

人活着应该有点目标

读博期间，我曾为一个平台写科普简介。写得很快，慢慢就萌生了自己做视频的念头。那时已经意识到，视频传播是未来的趋势。

最初，我想做个正经的科普博主，炫耀知识，让大家崇拜。后来发现，网友比我想象的聪明得多，我无法在知识上让他们折服。于是，风格逐渐变得接地气。

读博压力巨大，我就讲讲自己遇到的问题。没想到，不只我痛苦，很多人也喜欢聊这些。我们算是苦中作乐，互相交流经验、彼此慰藉。这或许也是网友喜欢我的一个原因。如果我整天摆出大学霸的姿态，大家可能反而不爱看。粉丝是平稳增长的，我从不觉得做成一个博主有什么了不起。像施一公那样敢说敢做，才是真厉害。

比如，施一公多年前就预测中国SCI论文数量将很快世界第一，但也警告过度量化、追求影响因子会导致学术灌水泛滥。他不仅指出问题，更在清华大学推动改革，甚至自己创办大学，试图从根源上杜绝隐患。这才是真正厉害之处：说了，然后全力去践行。

我也并非眼里容不得沙子。只是觉得，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目标。如果真能做成一点事，对学术界产生些许积极影响，那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人总有对“功成名就”的渴望，施一公老师有自己的大学和产业，我没有。但如果能在一个小圈子里产生一些影响力，勉强也算一种成就，我对这种可能性依然渴望。

对此我毫不避讳。只要有人问起，我都会明确告诉对方：我做这些事， partly 是为了一个好的名声，为了将来墓志铭上能有一句好话。我至今不确定那句话是什么，但至少得努力一下。物质生活上的追求，目前已经能够满足。我只是想看看，除此之外，人生还能追求什么。

现在，对于“学术打假人”这类称号，我的态度比较中立，甚至有些麻木。一个称号并不能帮我达成最终目标。目前，打假只能导致一篇论文被撤稿，我觉得这远远不够。我更希望的是，这件事能对未来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以往揭露的造假论文，无论撤与不撤，都是过去式了。我希望通过发声，让更多人意识到“重复实验”在科研体系中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一些改变，改善未来的科研环境。我追求的影响力，不是粉丝数量的支持那么简单。我要的，是那些“杰青”们真的行动起来，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