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自己，还是蒸馏他人：“人生切割术”作为AI时代的工作寓言

2024年2月，在AI还没有以今天这样的方式席卷世界之前，Apple TV+上线了剧集《人生切割术》（Severance）。

这部剧以一种近乎荒诞的设定，处理了所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命题。剧中的白领通过“分离手术”，被切割为两种人格：一种是保有生活记忆、却没有工作记忆的“主人格”；另一种则没有既往人生，只负责进入公司、承担劳动的“副人格”。

当他们走进公司，意识便自动切换，于是工作与生活仿佛被彻底分离。对于主人格而言，这似乎意味着一种“无痛”的上班机制，因为他根本不必知道自己如何工作，前一秒刚踏入公司，下一秒便已下班。但对于副人格而言，公司却无异于一座监狱，一个没有出口、也没有尽头的封闭世界。所谓上下班，不过只是意识在一瞬间的切换，而他们的时间、劳动与整个人生，却都被永远留在了公司内部，工作也成为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

对于2024年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想象已经足够魔幻。可到了2026年的今天，现实反而显得更加魔幻。2026年4月前后，GitHub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同事.skill”（Colleague-Skill）的开源项目，项目首页赫然写着：“将冰冷的离别化为温暖的Skill，欢迎加入数字生命1.0。”

这些极客们当然没有真的对人的大脑实施“人格分离手术”，但其所指向的逻辑，却与《人生切割术》相去不远。我们终究还是舍不得对自己下手，却似乎越来越习惯于把他人的经验与知识乃至某种“可用的人格”，从具体的人身上剥离出来，再转化为可以被调用的系统能力。技术没有切开人的大脑，却在试图切下一个人身上最“有用”的部分，并让它在人离开之后继续运转。

然而，技术越是向前，我们越需要保有敬畏之心。因为一旦我们开始默认，人可以被拆解为若干可迁移和可替代的“skill”，那么被抽离的便不只是经验，还有人的主体性本身。到了那时，我们或许会拥有越来越高效的工具，却未必还知道，如何继续把彼此当作人来对待。至于一个失去了敬畏的未来究竟会通向哪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同事.skill封面

一种工作困境：切割自己，还是替代别人

在当下的工作情境中，一种并不总被明确言说、却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正在逐渐浮现。职场中的人总是被多重压力所裹挟，一方面要应对忙碌的工作节奏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负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已经被压缩的时间里，继续挤出精力来提升自我。因为大家都隐约知道，仅仅完成眼前的工作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一旦停止更新自己，既有的技能与经验便随时可能被新的技术条件和行业形态迅速冲刷。

也正因此，这种困境并不主要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强度上升，或雇佣关系的正面冲突，而更像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选择压力。我们在工作中一方面被要求不断拆分自我，将经验、能力乃至情绪加以模块化，以适配愈发精细的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不安，当这些被拆解出来的“部分”足够稳定并且可复制时，作为个体的我们，是否仍然不可替代？

从当下的现实回看《人生切割术》中的设定，我们会油然生出一种共鸣感。在剧中，完成分离手术的卢蒙公司（Lumon Industries）好似罪魁祸首，是万恶的“资本”。副人格的诞生、运转与规训，都发生在它所搭建的制度空间之中。公司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为他们营造出一套近乎宗教化的文化氛围，使服从、忠诚乃至自我牺牲，都被包装成某种值得赞美的德性。不过，卢蒙的权力也并非没有边界。大多数时候，它的控制主要停留在公司内部。除非有人试图泄密或越界，主人格在公司之外并不会持续遭到追击。这样一看，好似分离手术也并非不可接受，至少对于拥有自主权利的主人格而言，他几乎摆脱了上班的痛苦。

但“分离”之所以让我们“细思极恐”，并不只因为公司强大，更在于员工们几乎都是主动走入这套机制的。接受手术，并非单方面的强迫，而是在“知情同意”前提下作出的选择。有人是为了更高的薪资，有人则像主角那样，是为了从现实生活的创伤中暂时抽身，才选择把自己切开，把痛苦留在一边，把劳动留在另一边。

只是，一旦作出这样的选择，被交出去的便不只是工作时间，而是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分离手术不仅不可逆，甚至还可能伴随幻觉、脑损伤等后遗症。但与此同时，它又的确为主人格换来了一种轻松体面的生活。也就是说，主人格之所以能够毫无负担地继续生活，恰恰是因为另一个自己被永久留在了公司里，替他承受那种重复、封闭且没有出口的劳动。

如此看来，问题便不只是公司对人的规训，也是人借由公司之手，对自身进行的一次切割与调用。真正被交换出去的，从来不只是某项技能，更是人的自由意志。这也正是《人生切割术》最具寓言意味的地方：它所呈现的，正是一个人将自己不断交付给公司、乃至将自身的一部分彻底出售给制度的未来。副人格的悲哀，正在于他不只是被支配的劳动者，更是主人格亲手交出去的一件“产品”。

这种自我切割固然荒诞魔幻，但对于副人格而言，更可怕的其实还不是工作本身没有尽头，而是工作一旦停止——无论是离职还是被开除，都意味着自己的存在被直接宣判终结。对于他们来说，工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就是生存的全部。正因为这种处境并不只属于虚构世界，我们才会对副人格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情。现实中的大多数人，面对的同样是不工作便难以生存的困境，只是《人生切割术》将这种困境推到了更露骨、也更极端的地步。

《人生切割术》剧照

作为一部悬疑剧，《人生切割术》虽然没有任何恐怖剧情和镜头，但是却营造了一种诡异的氛围，让观众不寒而栗。它并没有凭空制造出一种新的恐怖，而只是把现代劳动关系中早已存在的处境，赤裸裸地通过主人格和副人格的分离呈现了出来，我们从中看到了被出卖的自己是如何被企业文化所操弄和摆布的。其中主角的处境，也恰恰是当下的普通人所面临的困局。在一个看似正常的技术世界里，我们总是一边试图保全自己，一边又不得不持续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这恰恰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之中最普遍、也最隐秘的生存困境。

到了2026年，在AI几乎无处不在的工作环境中，这种困境又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很难停止对自身的持续优化，也很难真正摆脱这种自我切割的逻辑。对许多人来说，或许并不愿意主动“分离自己”，也不愿在一轮又一轮的“优化”中成为被处理、被替代的那一个。可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不被卷入一种彼此提防的处境之中。因为你不去蒸馏别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蒸馏你。古人常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在这样的现实之下，防备也变得愈发无用。

蒸馏与Skill：用离职同事造就一个“AI分身”

就像AI在极短时间内进入日常工作一样，“蒸馏”和“skill”这两个原本属于技术圈的词，也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们起初只是模型训练与产品开发中的术语，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场语境，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对于能力、工作和人的理解。

“蒸馏”原本是模型训练中的一个技术概念，指的是将大模型中的能力压缩、提炼，再迁移到更轻量的模型之中，以实现降本增效。但当这个词不断被借用到现实语境中时，它的意味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对模型能力的提炼，而更像是在暗示人的某些经验、判断与能力，也可以被从完整的个体中抽取出来，经过整理之后单独保留。仿佛一个人真正值得留下的，只是那些能够继续工作、也能够被交换的部分。至于其余更复杂、更难量化的特质，则都逐渐退到了次要位置，甚至被视为可以舍弃的冗余。

“Skill”也是如此。原本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单词，指向某种技能、专长或能力。但在当下的智能体生态中，它已经逐渐变成一种新的功能单位。伴随着智能体应用的火热，各大平台相继推出AI Skill商店，开发者将某种能力整理为可供调用的模块，以便智能体在不同场景中接入和使用。到了这一步，skill所指的便不再只是人所拥有的能力，而是能力在被拆分、整理并重新上架之后所呈现出的一种数字形态。它似乎仍然来自人，却又开始脱离具体的人而存在，甚至进一步成为一种可以流通、调用和出售的商品。

“同事.skill”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间出现的。它是一款基于Claude Code的AI Agent工具，操作逻辑并不复杂。用户提供同事的飞书消息、钉钉文档、工作邮件、聊天截图等职场材料，再辅以若干主观描述，投喂给大模型，便可能生成一个能够模仿该员工工作习惯、说话方式，甚至复刻其处事风格的AI分身。原本附着在具体个人身上的工作经验，到了这里，被进一步整理为一种可以由系统接续下去的东西。

同事skill支持的数据来源截图

如果说《人生切割术》写的是人如何把自己交给制度去切割，那么到了AI时代，被切割的对象便不再只是自己，也开始转向他人。过去，职场首先要求的是自我压缩，也就是不断地把人训练得更高效、更稳定；如今，技术却进一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把一个人身上那些最有用的部分，从其本人那里分离出来，并设法留在系统之中。这样一来，职场中的问题便不再只是人如何适应工作，而是人离开之后，什么还能被留下。同事也因此不再只是与你并肩做事的人，而可能在某一天，变成一个仍可被继续调用的“部分”；但这种留下往往并不以个人意愿为前提，也未必对应任何应有的报酬。

而一旦被“蒸馏”，被保留下来的便不只是某项中性的技能，而是一个人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判断，甚至某种难以明说却真实存在的行事方式。表面上看，被留下的是能力；实际上，被抽取出来的，却是一个人曾经附着其上的劳动痕迹，乃至人格的一部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蒸馏”往往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它最终生成的结果也许未必真的足够可靠、足够有效，却已经足以在职场中制造出一种更迫近的焦虑。人尚未离开，便已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在离开之后，仍以另一种方式被系统继续使用。

“skill”与“蒸馏”的出现，进一步暴露出一种正在逼近现实的职场想象。今天被开源“蒸馏”的可以是离职同事，明天也可能是前任员工、师兄师姐、导师，甚至是那些以公开内容为基础、被不断模仿和重组的公众形象。例如，有人直接将近日去世的考研名师张雪峰，进行了“蒸馏”，作为一种Skill项目在网络上分享。

这种荒诞怪象比《人生切割术》的剧情更加离奇且恐怖，因为这样的“蒸馏”本身几乎不再以是否应当、是否合宜为前提，而只是默认一切可见可得的内容，都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可用的资源。它所暴露出的，不只是技术能力的扩张，更是一种敬畏的退场，对生者如此，对逝者亦然。说到底，当一个人身上的经验与数字痕迹，都被视作可以随意提取和调用的材料时，真正被消耗掉的不仅仅是我们面对技术与他人时本应保有的分寸感，更是人最基本的尊严。

从“困于工作”的痛苦到“失去工作”的焦虑

如果重新回到《人生切割术》的世界，再来看今天的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许多问题便会显得更加复杂。我们原本以为，最坏的未来不过是“打工人”被困在一个近乎囚笼的工作体系之中，在高压、封闭而单调的劳动中不断消耗自身。但比这更令人不安的现实或许是，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甚至连进入这座“囚笼”的机会都未必还会拥有。

这也正是AI技术反复引发焦虑的原因所在。我们持续追问的，从来不只是技术会不会改变工作的方式，而是它会不会进一步挤压人的位置，削弱就业市场，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正因为它所触及的并非抽象的技术想象，而是最现实的生存处境。

面对这一问题，悲观者固然不少，也总有人认为，这类忧虑不过是杞人忧天，仿佛今日对AI的担忧，不过重复了当年珍妮机出现时纺织女工对技术的本能抗拒。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乐观还是悲观本身，而是大多数普通人在面对如此庞大的技术系统时，实际上都缺乏足够的决定权。AI不会因为个体的忧虑而停止发展，也不会因为某种善意的期待，就自然走向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友善的未来。

也正因如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AI，而在于当技术持续向前推进时，普通劳动者究竟还能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自身的生存。相比于《人生切割术》中那种被制度困住的恐惧，今天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种更为沉默的处境，我们并非被永远关进系统之中，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视作可以压缩甚至剔除的部分。

可这样的现实，并非毫无先声。早在二十年前，项飙在其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中，便已从世界信息产业与印度技术劳工的关系出发，触及这一类互联网企业的劳动力困境。在他看来，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不单纯建立在某种客观、稳定的人才短缺之上，而是伴随着一种被不断生产出来的“短缺”叙事。项飙指出，在互联网企业扩张过程中，一直存在所谓“金融民主化”与IT劳动力“虚拟”短缺并存的现象。换言之，在IT劳动力的供需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缺口，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关键的是，雇主始终希望劳动力供给能够持续扩大，以支撑业务规模的增长。也正因此，与真实的短缺不同，这种“虚拟”的劳动力短缺不可能被真正填满。供给越多，短缺反而越容易被放大。于是，技术人才“短缺”与高失业率并存，便不再是偶然现象，而可能成为新经济中的一种长期结构。正如他在考察“全球猎身”业务时所看到的，劳力行一方面让不少工人闲置，另一方面却仍在市场上不断吸纳新工人。（《全球“猎身”》，P25）

如果说当年的“猎身”揭示的是信息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的流动与储备，那么到了今天，这一逻辑在AI时代并未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细密，也更加日常。过去，企业主要关注劳动力数量上的充裕与替换空间。随着大模型与智能体的普及，这种关注又进一步深入到个体的技能、经验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项飙还提醒我们，IT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被嵌入其他技术与操作体系之中，从而提升整体效率；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新的生产管理范式，没有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没有围绕“新经济”形成的观念支撑，技术本身并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效应。因此，“IT本身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同上，P158）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极具解释力。AI所带来的焦虑，并不只是因为它更强大，而在于它正在被纳入企业管理与劳动组织的体系之中，并不断渗入日常生活。无论身处什么学科、什么行业，我们都很难回避AI的影响，也无法不去思考它将如何改变自己的工作、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整个就业市场。

行文至此，《人生切割术》的寓言意味再次显现出来。剧中的副人格至少仍被市场系统所需要，因此才会被长期留置于公司之中；而在现实中，未来的市场系统未必还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它更关心的，可能只是我们身上那些可以被拆分并继续使用的部分；至于其余难以量化、难以转化为效率的内容，则越来越容易被视为无关紧要。到了这一步，技术带来的变化便不再只是效率层面的调整，而开始直接逼近人的边界本身。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复追问在AI日益强大的学习与模仿能力面前，我们作为人的价值，究竟将安放在何处。

结语

也许，仍然会有人质疑，当下大多数AI生成内容还不足以替代最顶尖的人才。又或者认为，AI始终缺乏真正的创造性。这些看法当然有其依据。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大语言模型有着长期的技术积累，但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应用迅速进入知识与内容生产领域，实际上仅发生在近几年。而也正是在这短短几年间，写作、检索、学习、办公乃至创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未来将会走向哪里，没有人能够断言，但至少可以确定，它绝不会停留在今天这个样子。

未来的我们未必都会成为被“蒸馏”的对象。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AI真正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许只是某些可以整理、可以调用的技能与经验；但人之所以为人，终究并不只在于这些。那些真正珍贵的部分，往往恰恰不是一套可以被封装的 skill，而是人的talent，即我们的才能与想象力，是面对未知时仍愿意继续追问、继续探索的能力。技术或许能够不断逼近人的外部形式，却未必能够真正取代这种面向未知的勇气。

《人生切割术》中的卢蒙公司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当一个组织失去敬畏之心，人的完整性也会被让位于效率和商业保密措施。先河一开，接下来的一切总能找到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边界便会随之松动，甚至再难回头。

我们今天面对AI与形形色色的 skill，或许也是如此。无论是将离职者做成 skill，还是将逝者转化为一种可以继续调用的数字存在，其背后所显露的，都是某种敬畏的缺失。尤其是当这一切以戏谑、玩笑甚至轻松的互联网语气被不断传播时，人们反而更容易忽视其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征兆。技术当然可以不断推进，但问题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更在于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理解他人的方式，又将如何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许，人文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它未必总能进入技术内部，解释每一个模型、每一种机制究竟如何运作。但它至少应当持续追问，技术正在把我们带向何处，又正在怎样改变社会关系、劳动伦理与人的位置。《人生切割术》中的几位主角，他们的副人格不断试图逃离那座牢笼，追问卢蒙公司背后的秘密与真相。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他们的痛苦与挣扎，更是那种即使身处封闭秩序之中，也仍然没有放弃追问外部世界的冲动。那里既有对自由的恐惧，也有对自由的向往。说到底，本文以及《人生切割术》真正想要阐明的，或许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技术或资本主义运作体制，而是在技术愈发强大的时代，重新唤回一种对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边界，以及技术本身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