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技术会让城市变得更大

最初互联网方兴未艾时，很多人相信，一条网线就能连通世界，全球人口分布会变得更均衡。英国整治经济学院的理查德·奥布里恩教授甚至断言，“地理”的概念正在终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也乐观预测，全球化和互联网会让资源分布更平均。

但现实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互联网的普及反而加速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联合国数据显示，2000年全球人口超800万的大都市圈只有25个，到2018年已经增至36个。更惊人的是，人口超1000万的巨型城市，从50年前的1个（纽约）一路飙升到2025年的33个。

以伦敦为例，1961年至1991年间经历了逆城市化，大伦敦人口一度减少，但之后又重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东京都市圈从1995年起也开启了新一轮城市化浪潮。而这两波回流的背后，恰恰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关键在于那些“隐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必须面对面才能高效交流。高强度的头脑风暴，离不开动作、肢体语言、表情和情绪的传递。工作也不只是完成既定任务，还有关系维护、归属感建立和默契培养。人脉、信任这些无形资源，同样需要通过线下互动来积累。所以，人们仍然需要见面，机会仍然高度集中在城市。网络就像一根虹吸管，把那些无形的资源都抽到了大城市。这跟高铁的效应类似——高铁开通后，沿线中小城市的资源反而加速流向中心城市。网络强化了马太效应：一些城市持续膨胀成为超级大都市，另一些则日渐衰落，全球影响力不断缩水。

不过，城市规模并非可以无限扩张。制约规模的一大因素就是通勤成本。住得太远，每天花大量时间在路上，疲惫感会迅速累积。有经济学家建议年轻人尽量住得近一点，把时间留给学习和充电，而不是浪费在路上。

通勤的时间成本本质上是机会成本——这段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被占用了。为了转化这种成本，很多人在公交地铁上刷手机学习或娱乐，这样付出的就不是“完全时间成本”，而是“部分时间成本”。原来半小时通勤的极限，可能因为能刷剧而延长到一小时——反正回家也要刷一小时。

但通勤不仅仅是时间成本，还有暴露在公共场所的精神和体力消耗。为了减少这种消耗，不少人选择自驾。私家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移动的私人空间——可以避开嘈杂、难闻的气味和不可避免的身体接触。但代价是必须放弃刷手机，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路面上，付出“完全时间成本”来换取私人空间。而且碰上拥堵，实际耗时往往比公共交通更长。

自动驾驶，尤其是L4级完全无人驾驶，将极大降低私家车通勤的成本。驾驶者被彻底解放，车辆行驶时，人可以在这个完全放松的私人空间里听音乐、看剧、睡觉甚至处理工作。这样一来，开车的时间付出也从“完全时间付出”变成了“部分时间付出”，同时还保留了私人空间的舒适。80分钟完全解放双手双眼的自动驾驶通勤，很可能比40分钟挤地铁更容易被人接受。

通勤痛苦是城市变大带来的城市病之一，反过来，它也阻碍了城市进一步扩大。当L4级自动驾驶加上电动化大幅降低通勤成本后，人们能接受的通勤时间就会变长，城市自然可以变得更大。

除了有利于创新，城市变大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推力。一方面，城市生活本身就能提升消费倾向——消费带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另一方面，自动驾驶让人们接受更长的通勤时间后，20至40公里外的近郊低密度社区吸引力会大幅提升。景观、面积、私密性、社区品质的权重上升，地段需求下降，这会催生新的房地产需求。

2024年9月底，自然资源部发文建议取消远郊城区新供宅地容积率不低于1.0的限制，这意味着始于1994年的“限墅令”迎来松绑。自动驾驶新技术与提振房地产需求的政策，有望产生协同共振效应。

居住面积本身也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也是消费之母。更大的面积、花园、露台、地下室、阁楼、客厅，都会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而且这种消费带有一定刚性。美国消费强劲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产阶级居住在郊区，消费能力与居住面积匹配。反观中国，虽然平均居住面积不小，但结构上存在错配：更有消费能力的中产挤在市中心狭小的房子里，有钱没地方花；农民的宅基地很大但消费能力不足，屋子里空荡荡的。

自动驾驶当然也带来新问题。如果大家都住在远郊，高峰期的道路拥堵可能加剧。但自动驾驶并非单车自动驾驶，通过车辆数据的实时共享，可以实现编队行驶、动态路线规划，更高效地利用道路容量。

可见，自动驾驶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交通领域，而是会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既能扩大城市规模，又能缓解城市病，实现帕累托改进。要最大程度从技术红利中获益，就需要综合考量自动驾驶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影响，在城市规模、土地、房地产政策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推动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当然，整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回顾技术发展史，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配套体系的同步调整。从蒸汽机车到汽车普及，新技术都经历了长期的技术打磨、规则完善与社会适应过程。自动驾驶引发城市边界、人居布局、资源分配的深层变革，同样需要积极攻克技术瓶颈、完善行业规范，同时兼顾经济与社会整体的适配节奏，统筹城乡土地资源和公共交通服务的均衡供给。唯有把握好技术与社会的平衡，才能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全社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