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一作、共同通讯成标配：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署名背后的评价困境

我们对生命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作者署名情况的调查发现，2024年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标注共同第一作者，以及标注共同通讯作者的，均超过70%；这一比例是欧美主要科研国家的两倍以上。同一年，全球所有“共同第一作者”署名论文中，62%来自中国作者；全球“共同通讯作者”署名论文中，近60%来自中国作者。并且，拥有3位及以上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署名的概率也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是通过对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社所属的七本细胞生物学顶级期刊、跨越24年、超过3万篇论文调查后得到的核心发现。相关文章最近在线发表于《Journal of Informetrics》。

在“大科学”时代，合作研究已成常态，多作者论文更是屡见不鲜。为了提升贡献透明度、减少利益冲突，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及《自然》《细胞》等顶刊，都开始要求作者提供详细的角色说明，并衍生出多种署名模型。这事听上去挺合理，对吧？但现实是，署名权争议依然普遍存在。一项针对美国化学界的调查就透露，600名受访者中有一半认为自己的署名权并未准确反映实际贡献（Seeman & House, 2015）。冲突的根源，不仅在于贡献界定模糊，更在于署名这回事儿，直接关联到学术声望、职业发展，甚至经济激励（Abritis等，2017；Correa等，2017；Patel等，2019；Shamoo & Resnik，2015）。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贡献署名（Equal Contribution Authorship, ECA）逐渐成了解决作者排序争议的“解药”，尤其当两名或多名研究人员对同一项目贡献持平时。如今，不少顶级期刊都允许把作者列为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这种做法在医学领域尤其流行。

但有意思的是，“评价体系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这个老问题，恰恰在这里踩了雷。当“发表或灭亡”的压力与招聘、晋升、经费评审挂钩，科研行为就可能被扭曲。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有研究指出，它可能鼓励学者追逐热门话题、青睐短平快项目，甚至把研究结果拆成多篇发表，只为夸大产出（Bornmann and Daniel, 2007; Bornmann, 2011）。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抄袭、引文操纵等不道德行为也会随之而来。

更关键的是，在不少学术体系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评价中分量极重。当这些位置能带来不成比例的奖励时，研究人员面临的激励不仅是发表文章，更是想方设法去“抢”或“分”这些特定的作者角色。一个问题随之浮现：研究评价政策，到底会不会反过来重塑多作者论文内部的功劳分配？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建立起了以绩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尤其强调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权重。2007年后，随着人事制度改革推进，高校陆续实施“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推行教师聘任制，破除“铁饭碗”。一项对985高校在2006—2013年间岗位评聘政策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高校都明文规定了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并特别强调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署名要求。这使中国高校成了研究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影响署名实践的理想案例。

研究的主要发现

调查结果相当震撼。在发文量最多的8个国家中，中国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署名文章的比例持续增长，到2024年两者都超过了70%，显著高于其他国家30%–40%的水平（图1）。就ECA署名文章而言，中国在2020年后该类文章占比达到80%以上，高于其他国家的50%–60%；而同时标注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文章，中国在2020年后占比约50%以上，远高于其他国家的15%左右（图2）。

再看作者数量计算的结果。中国仅有一位第一作者或一位通讯作者的概率远小于其他国家，而拥有多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概率则普遍更高，尤其是3位及以上时。这意味，中国不仅ECA署名文章多，而且每篇文章里的共同署名人数也远超其他国家（图3）。数据描述清晰：中国在ECA署名论文上的增长，简直是“一骑绝尘”。

图1 主要国家共同第一作者署名文章占比（左）与共同通讯作者署名

图2 主要国家ECA文章占比（左）与共同第一且共同通讯署名文章占比

图3 主要国家第一作者数量的概率分布（左图）与通讯作者数量的概率分布

为什么会这样

核心原因或许不难猜。过去二十年，绩效导向的评价体系在中国科研机构中扎根，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被赋予极高权重。这种政策在无意中重塑了科研行为——尤其是当学术认可过度与单一署名指标绑定时。到2024年，中国在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署名文章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62.22%和59.92%（表1），而非ECA署名文章仅占13.69%。同样，绩效评价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合作论文的署名格局。在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中，主导作者（即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文章从2001年的4篇飙升至2024年的148篇，占比从33.33%升至86.55%；而非主导文章数量增长缓慢，占比则从66.67%降至13.45%。这说明，中国作者极少参与非主导的国际合作（表2）。

这种格局带来的问题是：当署名与评价指标紧密挂钩，且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能带来超额回报时，研究人员自然更倾向于参与能确保或共享这些署名位置的合作，而非那些只能担任非主要作者的研究。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特点，恰恰放大了这一效应。尽管量化指标确实推动了科研产出的爆发，但激励机制扭曲、学术不端等副作用也随之而来。

研究启示

话说回来，量化绩效评价体系的贡献也不容抹杀。正如饶毅教授所言，“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它在26年前还几乎微不足道”。根据《2025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中国在178个学科领域的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总数达15067篇，占世界总量的35.2%，排在世界第一（接近美国8157篇的两倍）。

但硬币总有另一面。截至2024年，全球撤稿的50002篇出版物中，超过一半涉及至少一个中国研究机构（Xu & Hu, 2025）。这足以引起警醒。

近年来，中国已开始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明确禁止大学将论文数量作为评估教师绩效的唯一方式。与此同时，许多高校推行了“代表性成果”制度，要求学者提交有限数量的出版物接受同行评议；部分高校还细化了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认定规则，将认可范围限定于特定角色。这些举措是积极的信号，标志着缓解署名扭曲现象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不得不承认，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作者论文数量”这一指标依然深深嵌入院系排名和教职工晋升的体系中。这意味着，改进中国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依然形势紧迫、任务艰巨。

参考文献：
[1] Seeman, J. I., & House, M. C. (2015). Authorship issues and conflict in the U.S. academic chemical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2, 346–383.[2] Abritis, A., & McCook, A. (2017). SCIENTIFIC COMMUNITY - Cash incentives for papers go global. Science, 357, 541.[3] Correa, E. A., Silva, F. N., Costa, L. D., & Amancio, D. R. (2017). Patterns of authors contribution in scientific manuscript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1, 498–510.[4] Patel, V. M., Panzarasa, P., Ashrafian, H., Evans, T. S., Kirresh, A., Sevdalis, N., Darzi, A., & Athanasiou, T. (2019). Collaborative patterns, authorship practices and scientific succes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12, 245–257.[5] Shamoo, A. E., & Resnik, D. B. (2015).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6] Bornmann, L., and Daniel, H. D. (2007) ‘Multiple publication on a single research study: Does it pay? The influence of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total citation counts in biomedic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 1100-1107.[7] Bornmann, L. (2011) ‘Mimicry in science?’, Scientometrics, 86: 173-177.[8] Xu, S. B. & Hu, G.(2025). Combating China’s retraction crisis. Nature Human Beha viour. 9, 63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