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年前相比学生的作业明显不一样了，身为老师的她正在担忧AI隐蔽的危害

AI能写出完美规整的论文，老师却发现学生面聊和书面作业的表现严重不匹配；年轻人有了AI这个随时随地的倾诉对象，家长却发现孩子越来越不愿跟人开口了。

在「九千光年和TA的朋友们」播客第五期，都市快报编委陈欣文与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特聘研究员安冬，从情绪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视角，展开了一场关于AI时代教育困境、人机情感互动与思维能力的深度对谈。以下是本次对谈的精华实录。

AI会有真正的情绪吗

九千光年：您翻译了《恶的哲学研究》，虽然这本书没有直接谈AI，但在翻译过程中，您对AI伦理有了哪些思考？

安冬：这本书更多是传统伦理学里关于“恶”这个概念、道德责任理论的讨论。但AI作为一个技术切口，确实让我们重新反思那些传统哲学争论。

比如香港大学有个AI伦理实验室，有两位哲学博士现在在Google工作。他们出了一本书，全面梳理AI作为可能行动者的“福利问题”。传统讨论动物福利时，我们认为一个个体要有意识、能感受疼痛或快乐，才有资格谈福利。那AI呢？有意识是不是就足够赋予道德地位？这些问题把我们之前的理论框架翻出来重新检验。

愿意秉持的态度是：保持开放。哲学家容易被人诟病的就是“扶手椅式的思想实验”，谈AI不懂技术，根基不牢固。所以得时刻紧跟发展。

九千光年：从您的研究角度看，AI能拥有真正的情绪吗？

安冬：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情绪。

当代情绪哲学在追问：情绪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判断？如果只是感觉，就像疼痛一样，那没有评价因素。但害怕的时候，一定是怕某个对象，这提供了认知信息。如果情绪包含认知，那它是不是就是一种信念？显然也不是。情绪好像是把信念和感觉加在一起，又不是模块化拼接，而是一种更有机的状态。

所以情绪要有感受性、评价性、动机性，还有具身表达。哲学家老爱问本质问题，但更有意思的是规范性问题：你的害怕是不是“恰当”的？比如玻璃栈道，你明确知道安全，但还是害怕。这种害怕是理性的吗？

有意思的是，承认情绪有规范性，其实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修正。从柏拉图开始，理性就是驾驭情绪的马车夫。但现在发现，情绪也有“好的”，比如战场上士兵需要勇敢。情绪从被理性压制的位置，重新提到了值得关注的地位。

九千光年：您提到AI可以有“功能意义上的情绪”。那它能被纳入道德共同体吗？

安冬：写过一篇文章，尝试从情绪角度谈道德责任。有一种理论认为，判定一个人是否有责任，要看人与人交往时的那些“反应性态度”——你踩我一脚，自然生气，这种愤怒就表达了你要求道歉，也就意味着认为你有责任。

延伸到AI：如果你跟一个智能体交流时，会自然地对它产生类似态度，就像电影《她》里男主对操作系统萨曼莎产生复杂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说明，你在把它当作一个可以负责任的主体。

所以从情绪角度，如果AI拥有表达和交流情绪的能力，它也许就已经能被看作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了。

为什么本科哲学教育中应当限制使用大语言模型

九千光年：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本科哲学教育中应当限制使用大语言模型。这个观点在当下AI热潮中显得格外冷静。您怎么看？

安冬：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用AI后书面作业和当面表达严重“不匹配”。这是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

同样的课已经教了三年，布置的作业都是最基础的阅读理解。能做纵向比较：两年前技术没成熟时的作业，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现在的作业非常规整、成熟，七八十份一看雷同率极高，肯定用了AI。反而那些没用AI的同学脱颖而出——他们的思考方向在别人作业里一丁点都看不到。

除了“太完美了，不是你的”，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危害：AI会给你一个看似相关、非常有迷惑性的回答，砍断你自己思考的可能性。有同学说通过跟AI对话增进了对晦涩文本的理解。但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角色让现在的AI承担，反而会让那些愿意学习、只是没条件找老师聊的同学误入歧途。

九千光年：其实经常把AI当同学，跟它探讨问题。您觉得这样也有害吗？

安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在学习文本的过程中，你其实没有必要使用AI。现有的资源已经够用了。

为什么要坚持自己读？哪怕理解不完整，甚至理解错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宝贵的经验。等回到课堂上二次碰撞时，它才会形成积累。AI给你的解释看上去非常完整，就像拼图，它告诉你可以拼好了，就觉得“结束了”。但自己去读二手文献，会知道哪个部分是薄弱的、哪些环节不确定——这些时刻，才是真正提高思维能力的关键时刻。

女儿上小学，经常跟她说：“你是要通过犯错误来学习的。”AI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们体验这种时刻的机会。

九千光年：如果一直用AI，人会不会越用越笨？

安冬：之前看到一个研究，对比三组人：完全自己思考的人、跟AI互动的人、严重依赖AI的人。初步发现，严重依赖AI的人，脑部活跃程度更低，连接也更弱。如果“脑部活跃程度”代表思考活跃程度，那确实印证了这个担忧。

但也理解学生。现在大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各种活动挤满每一分钟。以前没有AI，只能接受某门课低分；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愿意有短板，用AI拉高绩点。这个氛围下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也在想转变教学方式。王俊院长提过一个概念叫“学习场景”——此时此刻，这群有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做思想碰撞，这是无法复制的。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爱丽丝·默多克就说，对她而言，思考哲学就是当下、在场的事情。可以读维特根斯坦的书，但当场受到的思维刺激、碰撞产生的方向，是独特的。

“困惑感”本身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

九千光年：为什么在哲学学习中，“困惑感”和“不完善的拼图”本身可能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普通人还要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困惑感？

安冬：自己做学生时，老师给的最大帮助是：写一版论文，老师详细批注，反复修改。这个爬坡的过程必须非常慢，把语言和想法稳固下来、沉淀下来。

这个过程给的，一方面是知识——知道盲点在哪、可以用哪些额外资源提升；另一方面是理智美德：训练耐心、细致，诚实地面对反驳，平等、谦逊、开放地认可别人的批评。

你失掉了困难，就不存在“需要用什么美德去克服困难、上另一个台阶”这个过程。而且，你还失去了克服困难后的那种快乐——改了20稿，导师终于说“过了”，那种感觉，现在的学生可能越来越体验不到了。

九千光年：AI时代，人应该培养哪些能力？

安冬：第一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对新技术谨慎但关注。趋势不可逆转，完全退回古代不可能。了解它、使用它，但在使用中保持冷静。

第二是诚实地区分边界：哪些是你的想法，哪些是AI或别人的资源给你的。这在学术研究中已经在实践——引用数据、引用观点都要标注。给自己留一个记录，知道思考的边界在哪。

九千光年：如果让您向AI技术专家提一个问题，您最想问什么？

安冬：想知道，他们做研究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的某个具体问题，还是单纯想探索技术能走到哪一步？

这让人想起《神探夏洛克》里的情节。有人质疑福尔摩斯：你解决谋杀案，到底是为了伸张正义、帮助受害者，还是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让你兴奋的游戏？大家担忧的是，有一天他被世界无聊到了，自己去犯一个完美的谋杀案。

人文学者很多时候是“拉手刹”的角色——想让技术慢一点，看看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多给自己一点思考和反应的时间。不是想阻碍技术进步，但历史上确实有过很多技术给社会带来危机的例子。如果人文学者和技术研究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