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大战后1600万骑手过剩！系统性治理迫在眉睫 | 锋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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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行业，曾经是灵活就业的“蓄水池”，如今怎么看都有些“堰塞湖”的味道了。这可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数据摆在那儿：全国注册的外卖骑手规模，已经逼近2000万人。而行业正常运转，需要的活跃运力大概也就400万左右。供给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这种失衡，已经成了整个生态最底层的问题。

回想一下，这个行业曾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走了从制造业、服务业溢出的劳动力，给了很多人一个自由、多劳多得的机会。但问题是，一场被资本和非理性竞争驱动的补贴大战打完之后，这池水的底层生态，已经被彻底破坏。

先来戳破一个泡沫：运力过剩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是就业繁荣，但实际上，它是对灵活就业者的一种系统性消耗。就算不考虑淡旺季的波动，按三大外卖平台日均大约1.1亿单的体量来算，平均到每个注册骑手头上，每天只能分到5.5单。而一个熟练的骑手，一天正常能跑30单。注册运力已经是实际需求的5.4倍。这个数字，才是真实的行业底色。

骑手们的感受最直观：现在的客单价，已经从补贴大战时候的5到6块钱，断崖式地跌到了3块钱。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5个人抢1单”的局面。一线城市的骑手，日均收入从过去的280到350元，降到了180到220元，降幅高达35%。这种收入的断崖，不是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质上，是外卖补贴大战向劳动力市场传递了一个高度扭曲的信号。大战期间，平台为了抢运力，开出高额的拉新奖励，“日入600+”的个案被社交媒体放大，构建出一个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高收入的幻象。市场价格失真，直接导致了人力资源的严重错配。不完全统计显示，补贴大战期间，全国新增了约800万骑手。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听到了这虚假的号角，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工厂的流水线、餐厅的后厨、服务岗位？当补贴潮水退去，他们想回头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岗位，早就被填补了。这个沉重的代价，最终只能由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默默吞下。

灵活就业的包容性，本来应该是给那些在主流就业市场暂时找不到位置的人，提供一个过渡的港湾。但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下，这种包容就变成了一种放任。外卖大战里，没有任何预警机制告诉他们：“这个行业已经饱和，请谨慎进入。”信息不对称，吞噬了劳动者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进城务工的农民、急需现金流的小生意失败者、暂时失业的年轻人……这些抗风险能力本就弱的人群，带着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涌入这个新赛道，却撞上拥挤不堪、收入微薄的残酷现实。灵活就业的善意初衷，不该被无序扩张透支成对新就业群体的结构性伤害。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伦理问题。

除了行业的饱和，无序增长所引发的安全和秩序成本，也在由全社会共同买单。今年4月19日凌晨，东莞一名骑手在配送途中，因为使用手机、闯红灯、没戴头盔、冒用号牌、驾驶改装车辆等多重违规行为，撞车身亡。溯源调查发现，他背后的运营公司，安全培训管理严重不在位。5月24日，警方刑拘了网点的管理负责人邓某。这个案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当大量新骑手，没有经过充分的安全引导和培训就直接上路，他们不熟悉交规、不了解配送区域、骑着超标改装车，飞驰的身影就成了城市交通里一个个移动的风险源。

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回看网约车行业，从2014年的爆发式增长，到2016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用了两年时间走完了从无序竞争到规范治理的转型。但今天的外卖配送问题，规模要比网约车大上4倍——网约车高峰期从业规模是500万人左右，即时配送现在接近2000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约车在2016年就有了全国统一的管理办法，而即时配送到现在都没有全国性的从业管理框架；网约车有运力预警和准入机制，即时配送却是完全的“零门槛”，没有任何预警；网约车站点和公司，有明确的安全主体责任，而即时配送站点的法律责任长期模糊，直到今年5月，才出现了首批刑事追责的案例。

关注外卖行业的就业饱和，绝不是要唱衰灵活就业本身，而是想避免无序增长带来的反噬，特别是平台间非理性竞争制造出的虚假繁荣及其严重后果。当下最紧迫的，是需要通过系统性的治理，建立一个多方协同的“泄洪”机制：外卖平台，应该从资本驱动的规模竞争，转向技术驱动的效率与安全竞争，主动发布运力预警，承担起应有的安全管理和职业培训成本；监管部门，则需要加速出台全国性的从业管理框架，设定必要的准入门槛和安全规范，划清责任红线；而社会各界，也应该给予骑手群体更理性的职业预期和更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外卖骑手真正成为一份稳定、安全、有尊严的职业。

这不只是关系到近2000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福祉，更关乎我们这个时代，对劳动、对公平、对秩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