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亿 or 3.92亿深度观察中兴、三星专利裁决背后的话语权博弈

2026年5月1日，全球知识产权界目睹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裁决对决”。中国重庆法院与德国慕尼黑法院几乎同步作出裁决，分别认定三星电子应向中兴通讯支付约7.31亿美元和最高7.98亿美元的全球专利交叉许可费，两者结论高度一致，形成了强有力的司法共识。然而，同一天，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三星仅需支付3.92亿美元。这一悬殊的差距，瞬间将一场企业间的商业纠纷，推向了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定价权与司法话语权的风暴眼。

为何针对同一事实，不同国家的法院会得出天差地别的结论？这场横跨中、德、英、美、巴西五国，历时一年半的专利博弈，其根源远非简单的费率之争。它深刻揭示了5G时代，全球科技力量对比变化下，关于专利价值评估逻辑、FRAND原则解释权乃至规则制定权的根本性冲突。其结果，无疑将重塑未来全球通信产业的利益格局与知识产权游戏规则。

5G价值起分歧，续约僵局到全球诉讼

中兴与三星这场纠纷的种子，早在上一轮合作中就已埋下。2024年，双方签署了一份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但这份协议明确将5G专利排除在外，并约定在2024年底前不得就协议事宜提起诉讼。当时，这份“2G-4G许可协议”被作为后续谈判的参考基准。

协议到期后，续约谈判在2024年6月启动。此时，双方的实力版图已悄然生变。中兴通讯在5G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深耕，手握超过6500族5G标准必要专利，并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成为5G技术的核心贡献者之一。三星虽然在5G专利总量上占有约8.7%的份额，但其核心技术的贡献度与市场话语权已难以与中兴匹敌。

谈判的核心矛盾迅速聚焦于FRAND原则下的许可费率。中兴基于自身在5G时代的技术贡献、专利储备和全球市场价值，提出了为期6年、总额7.31亿美元的许可费方案。而三星则坚持认为费率应大幅压低，报价仅为2亿美元左右。巨大的认知鸿沟让谈判陷入僵局。

2024年12月，在诉讼静默期即将结束前夕，三星率先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发起诉讼，试图以诉讼压力争取谈判主动权。战火迅速蔓延至英国、德国、美国等地。作为回应，中兴通讯果断在中国重庆提起全球FRAND费率诉讼，同时在德国、巴西等地发起专利侵权反制。一场围绕5G专利价值的“全球攻防战”全面打响。

跨国“专利战”打响，SEP定价显双重标准

这场博弈的核心，直指一个根本问题：专利的价值究竟应由其技术贡献决定，还是可以被历史上的弱势谈判结果所“锁定”？中、德、英三国法院随后的裁决，在费率计算方法、可比协议的选择与解读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也暴露了深层的标准分歧。

中国重庆法院与德国慕尼黑法院采用了业界相对认可的科学评估路径。它们均运用了“自上而下法”与“可比协议法”进行交叉验证。“自上而下法”先估算整个5G行业的合理累积费率，再根据双方在标准中的专利占比来分配价值；“可比协议法”则参考其他具备可比性的商业许可协议。经过严谨计算，两家法院得出的合理费率区间高度吻合，并最终认可了中兴提出的7.31亿美元方案符合FRAND原则。

然而，英国法院的判决却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其裁决的3.92亿美元费率，与其他法域的结果相差近一倍。差异的根源在于方法论的选择：英国法院拒绝采用“自上而下法”进行验证，而是主要依赖一份特定的历史协议——《中兴苹果协议》作为计算基准。颇具争议的是，英国法院在判决中一方面承认这份协议是在特定谈判背景下达成的，可能低估了中兴专利的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以其为主要参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施加主观调整，最终得出了显著偏低的费率。

更关键的分歧在于对历史协议条款的解释。对于那份排除5G的《2024年协议》，英国法院通过解读其他关联条款，认为其中可能隐含了部分5G许可。而中、德法院则结合协议全文和谈判背景，明确指出5G专利并未被包含在该许可之内，且该协议因历史原因严重低估价值，不应作为可比参考。

英国判决中一些隐含偏见的表述，更是引发了广泛争议。例如，其认为“中兴作为中国企业，习惯以温和方式谈判，因此不应收取与西方公司同样高的费率”。这种将企业国籍与谈判风格直接挂钩，进而影响价值判断的逻辑，被普遍认为赤裸裸地背离了FRAND原则中“非歧视”的核心要义。

多国共识定调，英判沦为全球孤例

随着各主要司法辖区的裁决陆续出炉，全球共识与孤立阵营的界线已清晰划定。截至2026年5月，中国、德国、巴西、美国的相关司法程序均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认可了中兴的立场及其费率主张的合理性。特别是德国慕尼黑法院在驳回三星反诉、颁发侵权禁令等一系列程序中保持全胜，其测算结论与中国裁决遥相呼应，形成了坚实的跨法域司法共识。

相比之下，英国法院的3.92亿美元裁决显得形单影只。其方法论上的片面性、对历史协议的扭曲使用，以及判决中流露的歧视性偏见，使其逻辑基础备受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上诉法院在更早的类似案件（如Optis案）中，已明确否定过《中兴苹果协议》的参考价值，这进一步动摇了本案英国判决的权威性与可参考性，使其几乎成为一个“孤例”。

这场跨国专利博弈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中兴与三星两家公司之间的商业得失。它被视为中国科技实力与知识产权话语权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谈判地位等因素，中国科技企业的专利价值存在被系统性低估的现象。本次中、德法院的一致裁决，有力地挑战了这一不合理现状，确立了“技术贡献决定专利价值”这一更公平的行业准则，有望打破“历史低价锁定未来价值”的畸形循环。

从司法层面看，中国法院在本案中展现出的专业性与裁决说服力，获得了德国这样的传统知识产权高地法院的实质认同。而英美法域之间的判决背离，恰恰标志着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正在从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规则解释权，向多元共治的新阶段演进。中兴的胜诉，不仅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专利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判例支撑，也向世界证明，在5G等前沿科技领域，中国正在从规则的“追随者”转变为重要的“制定者”之一。

从7.31亿到3.92亿，数字的背后，是科技实力、司法公信力与全球话语权的终极较量。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在当今时代，偏见无法定义真正的价值，垄断也无法长久主导规则。唯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坚实的专利实力，才能赢得尊重，并在全球科技治理的舞台上掌握应有的话语权。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共赢的全球知识产权新秩序，正在被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