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读《专访｜追踪OpenAI七年的郝珂灵》有感

【编者按】

5月19日，澎湃新闻刊发《专访｜追踪OpenAI七年的郝珂灵：AI热潮背后的权力扩张、资源攫取与社会代价》后不久，即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可与反馈。其中，自然地理学家孙劭写下三千字读后感，结合自己的工作日常，对本文所探讨的AI时代的社会结构的潜在变迁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解读。在此，我们刊发这篇读者来信，以期对人工智能（AI）这一已由技术场域走向社会议程的公共议题进行更为深度的探讨与挖掘。

读完这篇专访，花了将近半小时。放下手机，第一个浮上心头的念头并非某个具体论点，而是一种久违的“沉浸感”——惊讶于自己竟还能如此耐心地、一字不落地读完一篇长文。坦白说，这种体验在当下已属奢侈，即便是面对许多学术文献，也常常是快速浏览摘要了事。

这并非阅读意愿的衰退，而是我们都被卷入了一种高压、高速的生存节奏。技术究竟要把人类带向何方？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只是常常被“没时间、没精力、没空间”的现实所淹没。

因此，文章首先触动我的，正是这种“慢下来”的阅读状态。日常工作中，面对海量信息，我的标准流程往往是先交给AI提炼核心：一篇论文、一份报告、一则新闻，由AI先行总结，我再判断是否值得深入。科研、项目、国际动态、家庭规划、子女教育……思维被无数现实目标占据，核心任务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为家庭寻找稳妥的路径。

正因如此，文章中关于AI侵蚀深度阅读、独立判断与人的主体性的担忧，显得格外真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人就是一个深度依赖AI的实践者。信息整理、辅助写作、代码调试、英文润色，乃至帮助学生理解复杂概念，AI已是得力助手。眼前这些文字，也是经由口述，由AI协助整理成文。阅读速度不快、打字跟不上思考，但借助AI，那些转瞬即逝的念头得以留存。从这个角度看，我并非站在技术对立面的批判者，而是一个被AI深度赋能、同时也清晰感知其如何重塑自身思维模式的亲历者。

技术竞争背后的权力与结构重塑

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将AI局限为单纯的技术议题，而是将其置于资本、权力、资源与劳工关系的宏大社会结构中考量。无论是OpenAI，还是Anthropic、Google、Meta、xAI，它们的角逐远不止于模型性能的比拼，更关乎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话语权、基础设施控制权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与此前主要替代重复性体力劳动的工业革命不同，这场AI革命，瞄准的正是大量程式化的脑力劳动。

这一点，在科研日常中已有直接体现。过去，或许需要学生协助整理文献、编写基础代码、完成初步数据分析；如今，许多类似任务，只需向AI清晰口述需求，框架、代码甚至逻辑梳理便能快速生成。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选择效率更高的工具几乎是本能。培养一名初级研究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指导其英文、编程与逻辑思维，还需关注其心理状态；而AI随时待命，成本可控，响应迅速，在许多基础任务上甚至表现得更稳定可靠。这无关冷酷，而是整个效率至上的系统在推动每个人做出选择。

因此，AI对大量初级白领岗位的替代，恐怕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许多重复性脑力劳动将被彻底重塑。企业没有道德义务为了维持旧有岗位而放弃更高效的工具。历史早已表明，工业革命不会因纺织工人的困境而止步，AI革命同样不会因部分知识劳动者的焦虑而停歇。

发展的必然与社会的底线

基于上述观察，对这篇文章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认同其提出的深刻问题，但不会因此走向反技术的立场。AI的发展是大势所趋，甚至应当被鼓励。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技术是否应该前进，而在于社会能否在其高速狂奔时，建立起有效的底线、规则与缓冲机制。技术革命必然冲击原有生产关系，也必然制造新的不平等。关键议题在于：如何防止这种不平等走向失控？如何确保那些被技术替代、挤压甚至剥夺机会的群体，依然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尊严？

文章提及的全球南方数据标注劳工、内容审核员的身心损耗，以及数据中心巨大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代价，这些问题真实而严峻，值得被持续关注与报道。然而，若以更冷静的视角审视，剥削并非AI时代的独有产物。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便由权力、资本、资源与劳动之间不平衡的关系所构筑。从香水、服装到电子产业，从农业供应链到平台经济，背后逻辑不乏相似之处。技术进步往往不会自动消除剥削，反而可能在特定阶段将其放大。因此，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是不够的，必须追问：制度如何兜底？

一个更为现实的路径，或许并非幻想根除一切不平等，而是构建足够 robust 的社会保障网络——确保无论个体在新技术浪潮中的竞争力如何变化，其基本生存权、居住权、医疗与教育权都能得到保障，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技术进步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其最终指向，应当是减轻普通人的生存压力，而非仅仅转化为少数巨头的市值与权力筹码。

效率崇拜下的隐蔽依赖与主体性危机

这也引出了文章可以继续深挖的方向：如果AI真的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它最终会将人类引向更自由的境地，还是导向更集中的控制？倘若算力、数据、模型与平台日益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之手，而公众仅能被动使用其提供的系统，那么AI带来的或许不是解放，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深度依赖。人们自以为在驾驭工具，实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将判断力、注意力与决策权逐步让渡。

这种风险，比科幻片中AI“觉醒”统治世界的桥段更为现实，也更为值得警惕。AI不会突然站起来发号施令，但它可能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悄然改变我们：不再阅读原文，只依赖摘要；不再亲自写作，习惯AI代笔；不再独立判断，凡事询问模型；不再培养初级人才，直接使用现成工具。长此以往，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式、批判性思维习惯乃至整体创造力结构，都可能发生深刻嬗变。

当然，必须承认，作为个体，我们很难终日立于人类文明的高度进行思考。现实生活会将人拉回地面——子女教育、职业风险、医疗保障、家庭现金流，这些具体而微的压力占据了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大部分心智带宽。即便是一个乐于思考抽象问题的人，也须优先应对生存与家庭发展的现实课题。或许，只有当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务、时间与精神的自由，才有余裕躺在海边的阳台上，从容思索文明的未来。

将AI重新锚定为公共议题

正因如此，格外感谢这样的深度报道。它至少提醒了如我一般的读者，在追逐效率与应对生存焦虑的缝隙中，还有一些更为宏大的命题值得被看见、被讨论。AI既非单纯的便利工具，也非简单的生存威胁，它是一场正在深刻重塑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我们既不能以浪漫的理想主义要求其止步，也不该以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掩盖其代价。

一种相对审慎的态度或许是：鼓励AI技术的发展，同时要求其运作的透明度；承认技术进步的大趋势，同时建立与之匹配的监管框架；接受效率革命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同时必须将分配正义纳入核心讨论；允许企业进行创新竞争，但绝不能任由少数公司垄断关于社会未来的决定权。AI产业应当公开其训练数据来源、能源与水资源消耗、碳排放、劳工条件及潜在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政府、媒体、学界与公众也应持续追问：谁从AI中获益？谁在承担代价？谁拥有定义规则的权力？普通人能否在技术洪流中，保有最终的判断力与自主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最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批判了某一家特定的科技公司，而在于它将AI重新拉回公共议事的场域。它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AI不只是工程师、投资者与企业家的“游戏”，也不仅仅是用户提升效率的“黑箱”工具。它与社会结构、劳动尊严、环境代价、知识传播乃至人类的主体性，都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AI的重度使用者，读完后的感受是复杂的：感激于技术带来的效率飞跃，也警惕其可能滋生的深度依赖；支持技术持续向前探索，也希望社会能将代价的承担者置于考量中心；理解科技公司激烈的竞争逻辑，也期盼公共力量能够有效介入，参与规则的塑造。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AI会不会来”，而是当它已然深入生活，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其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类福祉，而非仅仅成为少数资源与权力掌控者的工具。

这或许正是这篇专访最具价值的地方：它没有诱导人们简单地恐惧技术，而是迫使我们从效率崇拜中抬起头，重新审视技术、资本与人之间，那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以上。

孙 劭

2026年5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