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中的“北京解法”：“转”出实验室的力量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需要多少年？答案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长——十四年。

时间回到2012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团队首次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共同的细胞受体。这项基础研究的突破，为后来的药物研发埋下了关键的种子。直到2026年1月，基于这一发现研发的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才最终获批上市，成为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款单抗药物。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药柜里的产品，这漫长的十四年，恰恰是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应用最真实的写照。而在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支持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正试图让这个周期变得更短、路径变得更顺。

对于李文辉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最初的挑战并非来自实验室，而是来自实验室之外。如何将手中的发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融资、临床、评审……每一个环节都意味着陌生的领域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让科学家“想转”也“敢转”，需要有人来搭桥铺路。

转机来自于机制的主动介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等力量，采用企业承接成果定向转化的模式，孵化出华辉安健公司，为李文辉团队迈出了产业化的第一步。

资金，始终是横在基础研究转化面前的第一道坎。周期长、风险高，让许多社会资本望而却步。北京的应对策略很明确：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关键在于“投早、投小”，在最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介入，陪伴成长。

这种感受，北京大学电子学院的常林教授同样深刻。他的团队在光芯片领域攻坚多年，成功突破了光频梳芯片化的核心技术，将芯片上的时间调控速度提升了近百倍。技术突破令人振奋，但产业化的道路依然崎岖。

团队将这项技术以专利授权形式，落地到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启明光子公司。这个曾经诞生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孕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的创新高地。

然而，从实验室原型到可量产的产品，中间还隔着“封装测试”这道关键的鸿沟。光芯片属于典型的硬科技，重资产投入是绕不开的难题。一套封装测试设备动辄数百万元，对于资金有限的初创团队而言，为了短期研发测试而购置如此昂贵的设备，既不经济，也不现实。

这个普遍性的痛点，在2024年底迎来了转机。北京市科委支持中科创星标杆孵化器，在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区投资建设了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光电封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配备了20余台专业设备。启明光子正是依托这个公共平台，完成了产品定型前的一系列关键测试。

常林算过一笔账：公共平台为他们省下了巨额设备购置成本，让团队有限的资金能够全部聚焦于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等到产品完全定型、具备量产条件后，再去建设面向量产的生产线，这样的路径显然更加稳健高效。

支持并未止步于此。在启明光子筹备量产的关键阶段，北京市科委又主动帮助对接国内顶尖的晶圆制造厂，为其量产计划铺平了道路。从一年前实验室里的一个衍生项目，到如今进入量产倒计时，公共服务平台和精准的产业对接，显著加速了这一进程。

如果说孵化器和公共平台是初创项目成长的“摇篮”，那么，大科学装置则是为硬科技的深度验证与产业应用架设的“高速公路”。

在怀柔科学城，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焦毅团队负责研制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是亚洲首个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自2025年底投入试运行以来，这座“国之重器”已承接了290余个课题实验，其合作方名单中不乏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巨头。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内部缺陷检测、新能源电池充放电过程的原位实时观察、半导体芯片可靠性的深度评估……许多困扰产业界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正在这束超级“闪光灯”的照射下，加速得到解析和破解。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全景（无人机照片，2024年1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大科学装置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实际产业应用的重要桥梁。”焦毅的这句话，点明了其超越纯科研价值的产业赋能角色。

从华辉安健的药物转化，到启明光子的芯片量产，再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对产业研发的深度支撑，一条覆盖全周期的成果转化链条正在北京逐渐清晰。支撑这条链条高效运转的，还有一系列制度层面的创新保障。

近年来，北京陆续推出了“先使用后付费”、“先赋权后行权”、建设概念验证平台等改革举措。这些政策的核心，直指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属模糊、风险过高、早期验证缺失等核心堵点，旨在从企业和科研两端同时降低转化的门槛和风险。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支持建设了100余家技术转移机构、46家概念验证平台和30家标杆孵化器。全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已突破3万家。

一座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归根结底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创新的“种子”，而在于有多少“种子”能够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当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突破，能在北京找到清晰、顺畅的破土路径和成长支撑时，从实验室“转”出来的，就将不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片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科创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