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离线的AI”——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

“AI 应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一提起AI，讨论往往围绕着模型、算力、编程和产业效率展开。然而，当AI开始能对话、能创作、能陪伴，甚至能帮我们梳理记忆时，它的意义就超越了纯粹的技术范畴，触及了更本质的人文命题。

本期《原点Talk》，我们对话了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她的履历颇为跨界：曾是文旅规划设计师，深耕过景观设计、生态规划与城市更新；也在教育领域教授过人文地理、历史和英语。如今，她将自己的方向锚定为“AI人文创新教育”。

从景观到文旅，从教育到AI创作，再到口述家族史，这些路径看似分散，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人如何在空间、时间与关系的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坐标。景观关乎人与空间的对话，教育关乎人与人的连接，口述史关乎代际间的记忆传承。而AI，恰恰成了她重新串联这一切的线索与工具。

在她看来，AI带来了创作工具的平权，大幅降低了普通人表达、记录与创造的门槛。但技术的目的绝非替代人的思考、情感与体验，而是帮助人更好地回归自身，并重建与他人、社区乃至世界的真切连接。

她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每个人都是一个“离线的AI”。我们独特的经历、家庭、记忆与生命体验，构成了世上绝无仅有的数据集。当外在的职业标签在AI时代被逐渐抹平，向内探寻自我的意义就变得尤为关键。这或许正是“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的现代注脚。

【以下为本次访谈的精选内容。】

跨界之路：从空间设计到人文教育

高飞：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原点Talk》。今天我们请到了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你的经历很跨界，有景观，有教育，也有家族文化传承相关的内容。如果让你对外介绍自己，你会怎么描述？

李一淼：我会介绍自己曾经是文旅规划设计师，现在是AI人文创新教育的老师。

高飞：你最早学的是景观规划，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李一淼：现在回头看，选择景观专业有种“冥冥注定”的感觉。当年填报志愿，我其实在计算机和景观之间犹豫过。作为一名理科生，我发现景观几乎是理科专业中最偏艺术和人文的方向。我母亲曾在北京林业大学进修，她告诉我，学这个专业的人每天背着画夹去写生。后来我仔细看了课程表，植物、艺术、建筑、绘画……全是我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这个选择完全出自内心所向。

高飞：当时学理科是更主流的选择，但你骨子里其实更喜欢艺术和人文。家里支持你这个决定吗？

李一淼：我人生中所有重大决定，基本都是自己做出的。我的性格比较自主，父母也很开明，他们总是在一旁支持，从不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

高飞：真正学了景观之后，和你当时报考时想象的一样吗？

李一淼：确实是我喜欢的方向。本科四年在北林，后来去美国继续深造，那几年过得很开心，因为每天都在做热爱的事情。

高飞：后来你去美国读研究生，方向有什么变化？

李一淼：起初在佛罗里达大学读景观建筑，后来奥本大学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我便转了过去。美国的景观理念更偏向生态规划，他们非常看重生态系统——不仅仅是把空间设计得美观，更要思考如何让场地融入更大的生态网络，甚至修复它。

高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景观设计和生态设计的区别。能不能举个例子？

李一淼：狭义的景观设计，比如设计一个公园、校园或居住区的公共空间，通过植物、材料和空间组织，让它更舒适、更美观，满足人的功能和审美需求。

生态设计则看得更长远、更系统。举个例子，我研究生时期做过一个课题，关于美国沃尔玛旧址的再利用。美国很多沃尔玛店铺的生命周期大约30到40年，之后可能因社区变迁而搬迁或关闭。那么，留下的场地如何处理？

当时我所在的社区和沃尔玛之间隔着一条高速公路，不仅割裂了社区，也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于是我就思考，如何通过景观和生态设计，重新连接这两个社区？沃尔玛搬走后，遗留的场地又如何与周边融合？

我的理念是“让大自然做工”。先为场地设计一个基础框架，比如在水泥地上切割出缝隙，让植物、杂草、雨水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发挥作用，逐渐分解水泥，最终演化成一个既适合人活动、也具备生态功能的场地。

高飞：用自然的力量去疏解原来的人工痕迹。

李一淼：没错。景观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它处理的是外部空间环境。建筑更关注本体，城市规划着眼于整体结构，而景观则需要同时学习建筑、规划、植物和自然系统。俞孔坚老师提出的“海绵城市”理念就是个好例子。过去修建泄洪渠，大多采用工业化思维，用水泥封住河道和两岸。但在景观设计师眼中，完全可以利用植物、生态驳岸和可持续材料，让它在泄洪的同时，也能成为游憩空间、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的栖息地。

高飞：从只考虑效率，转变为同时兼顾人、自然和生态系统。后来你在西雅图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什么选择回国？

李一淼：美国的景观行业已经非常成熟，我在那边参与的多是篮球场、大学校园等规模相对较小的项目。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建设高峰期，有很多大型项目涌现。从专业发展角度看，当时国内的机会更多，空间更大；美国则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高飞：回国后又做了几年景观设计，后来为什么会出来创业？

李一淼：2015年，我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契机是当时一位客户给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我就顺势独立了。那时也正赶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在大公司做设计，项目规模虽大，但多是公共或地产项目，比如居住区、公园等，创意空间有限，更像高效运转的生产线。而我个人创造力比较强，像文旅这类项目更需要想象力和创意，所以创业后我从文旅项目切入，这更符合我的兴趣和特长。

高飞：从设计师转变为创业者，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一淼：最大的变化是要自我管理，并且需要处理大量设计以外的事务。至少一半的时间无法专注于设计本身，而是要沟通甲方、跑现场、招聘、管理项目进度。但当时的感受是“忙并快乐着”，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为自己做事。

高飞：后来进入教育领域，这个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李一淼：孩子出生后，我的重心更多转向了家庭和教育，也兼职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疫情期间，文旅项目减少，我便兼职担任英语老师和AP教师，教授人文地理和英语。实际上，景观本身就需要人文地理知识，做文旅更需要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条件与人文内涵。所以，地理和人文一直是我职业中一条隐含的线索。

AI作为杠杆：释放创意与连接社区

高飞：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你认为怎样才能让学习既实用，又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李一淼：我的教育经历和多数老师不太一样，带大班课较少，主要是一对一教学。如果资源允许，一对一无疑是效果最好的方式。因为它极具针对性，也更容易建立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关系。当然，一对一的成本很高。而AI时代的到来，让普通人享受“类一对一教育”成为了可能。与工业时代的班课模式相比，AI能释放每个人自主学习的潜力。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AI工具与真人老师的引导陪伴相结合。

高飞：AI时代来临后，对你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李一淼：我算是国内最早一批使用AI生图的设计师。在做文旅规划前期策划时，经常需要将创意视觉化。行业过去的做法是找“意向图”——比如国外某个已建成的农场、树屋或广场，把照片放进方案里再加文字说明。但问题在于，这些图是别人的项目，与你的场地未必融合，也难以完全体现你的独特创意。

如果在策划初期就建造三维模型、绘制效果图，成本和工作量又太高。AI生图出现后，它能迅速将我脑中的创意生成一张质量不错的图片，直接替代传统的意向图，这对我的工作帮助非常直接。2021年我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图片，有一次简单设计了一个树屋概念，用AI生成效果图发到朋友圈，很多人问“这个项目在哪儿”，没人意识到那是AI生成的。

高飞：你认为用AI生图，最关键的经验是什么？很多人感觉像在“抽卡”，总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李一淼：这背后依然需要设计师的经验。我能生成相对精准的图片，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我通常会先确定基本的建筑体块和布局，知道建筑和植物的位置关系，做一个粗略的草图，再将这个“骨架”交给AI，让它在此基础上优化和美化。在我的AI设计课上，最终出图效果最好的，往往还是有设计或规划功底的人。大众虽然获得了工具自由，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差距依然在于对设计语言和经验的深层理解。

高飞：后来你是如何从AI生图，发展到开设AI创作课程和研学工作坊的？

李一淼：正因为起步早，我积累了不少AI辅助设计的实战经验。后来一些国企邀请我去做分享和培训，我便开始对外开设AI创作讲座与课程。有一次，我和93号博物馆的馆长交流，他们深耕北京大栅栏地区，我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换一种形式？先带领大家实地研学，走访大栅栏的几条重要线路，比如杨梅竹斜街、琉璃厂、老字号等，然后再回到工作坊，由我引导大家用AI进行创作。

高飞：为什么一定要先实地走访，再回来创作？

李一淼：这源于我多年做文旅的经验。我一直认为，一次完整的旅行体验应该形成一个闭环。你在旅行、体验之后，最好能产出自己的成果，哪怕是一篇日记、一段总结或几张照片。将感受到的东西转化为个人的表达，这才是一个更高级、更完整的体验闭环。

高飞：这种研学活动主要面向哪些人群？

李一淼：我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龄”。这门课并非高深的技术课，只要会用手机、能与AI对话，就可以参与。现在像豆包这类工具体验已经做得很好，老人和孩子都能用它来生成图片和创作。可以说，AI实现了创作工具的平权。它释放了普通人的创作潜能，只要敢想，就有实现的可能。混龄的效果非常奇妙，孩子能观察到长辈的关注点和经验，老人也能接触到孩子新鲜的视角和年轻文化。这让老人感到鲜活，觉得自己并未与时代脱节。

我特别看重SEL，也就是社会情感学习。在一些教育理念前沿的地区，孩子从小学习如何表达情绪、与他人进行情感沟通，但这在国内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当下许多孩子出现抑郁等问题，与环境单一、社会关系单调不无关系。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从与不同人的交往中获得心理支撑、经验教训和自我成长。因此，我希望研学发生在真实的社区里，让老人、孩子和不同年龄层的人交流生命经验，同时也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高飞：参与者都是社区里面的人吗？

李一淼：各种背景的都有。我参与过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很多更新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对那个地方的归属感和记忆。更新过程抹去了街区最有灵魂的东西，全部换成新的，结果大家觉得“根”没了。这与我后来做口述家族史，在逻辑上是相通的。

记忆与传承：AI时代的口述史

高飞：说到口述家族史，什么是口述史？为什么家族口述史如此重要？

李一淼：口述史本身是一个专业学科。我想做这件事，源于个人经历。刚回国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给爷爷扫墓。因为祖辈去世早，我从小没和他们一起生活，对他们的经历非常陌生。站在墓前的那一刻，我内心突然强烈地想知道他们生前的故事，那颗种子就在那时埋下了。

高飞：具体怎么做呢？

李一淼：过去做一个口述史项目，可能需要一个团队，花费数万元。现在借助AI工具，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完成。AI在工具效率上提升巨大，比如录音转写、内容总结、文字整理，甚至可以生成连环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AI也能在采访环节帮助普通人，比如生成采访问题清单。我现在致力于口述史的普及推广，也开发了相关的AI工具。

但必须注意，AI没有生命体验。口述史常常涉及家庭内部的隐痛、创伤与痛苦记忆。这时，采访者需要捕捉许多细微的情感信号。AI可以分析文字，却无法替代线下面对面连接所产生的信任感、共情以及对沉默、情绪变化的敏锐感知。这些多是隐性知识，很难完全用语言传递。

人文视角下的AI：工具与自我

高飞：如果从人文视角给AI下一个定义，你会怎么说？

李一淼：我认为AI是工具，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自己的工具。我们应该借助它，让自己变得更具思考力、同理心和创造力。它不能替代我们，不能成为我们的创作者、沟通者和思考主体。

高飞：但也有人担心AI会取代文科生，甚至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你有这种忧虑吗？

李一淼：我认为这必然会发生。AI像一个潘多拉魔盒，当它的智能远超人类时，人类想完全控制它，恐怕很难。但这是更宏大的命题。作为普通个体，我更关心未来十几年里，我们如何与AI共处，如何安顿好自己，在这个时代保持从容，继续做感兴趣的事。我现在所做的，正是通过课程、活动和体验，帮助人们回归自我，找到自身的意义与方向。

高飞：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OPC”被注意到，你如何理解“OPC”这件事？

李一淼：当你真正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会爆发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你会主动链接他人，推广自己。我有一个观念：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离线的AI”。你过去所有的经历、家庭、记忆、教育和生命体验，共同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型”。所以，当你持续追随热爱，最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时，你的独特性自然会显现出来。

高飞：但如果外部评价没有给予正反馈怎么办？

李一淼：这确实不容易，是一个需要修炼的过程。工业时代，许多人的身份感和意义感被外在评价体系所牵引。比如职业标签、公司头衔，这些标签构成了他人对你的判断，也常常成为你自我认同的来源。但AI时代到来后，这些外在标签可能会被逐渐淡化。到那时，你自己在哪里？你的意义何在？这可能比失业是更大的危机。因此，我现在做的事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那个时刻做准备：帮助人们重新回归自我，发现属于自己的意义。

高飞：AI时代，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人重新放回生态链中审视，每个个体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感谢李一淼老师做客《原点Talk》，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