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坠的中产，正在批量逃离“陪读天堂”

孩子从清迈回到广州上学的第6个月，李女士做了一个梦。梦里，有清迈一如既往的鸟叫声，贯穿了儿子曾经上课的蒙特梭利学校手工课教室，儿子在室外看着她，忽然哇哇大哭：“妈妈，我想回学校。”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从广州回到了清迈。”李女士说。

2024年，李女士带着3岁的儿子前往泰国上学，后因夫妻异地短暂回到广州。“孩子似乎已经彻底习惯了泰国的环境和节奏，2025年我们在广州待了半年多，能明显感觉到教育环境一变，孩子连话都少了。没办法，一切得以孩子为中心，于是我们又折返清迈。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和先生抱头痛哭了一场，为了孩子，异地分居这条路，恐怕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回望2024年，那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全球疫情阴霾未散，焦虑情绪无处不在；在国内，“鸡娃”、“内卷”、“996”这些词火遍全网，倒逼着最重视教育的东亚家庭四处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升温的中美博弈与疫情期间的物理阻隔，也让传统的赴美留学之路变得充满不确定性。

一群彷徨不安的家长急需一个新的方向，而泰国，就在那时成了许多人眼中暂时的避风港。

也正是在2024年前后，中国赴泰留学生数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根据Statista和Fulcrum的数据，中国在泰学生总数从2016年的约6200人，猛增到2024年的约28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59%的增长都集中在2020至2024这四年间，而且新增生源里，3到15岁的低龄儿童占比显著攀升。

泰国，一度被描绘成逃离“鸡娃”与“内卷”的乌托邦。无论是生活成本、地理位置，还是为学生铺就的国际化路径，看起来都颇具吸引力。然而，近期却有不少陪读家长感叹“此路不通，准备打道回府”。那么，这个曾被捧上神坛的东南亚教育胜地，褪去滤镜之后，究竟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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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成为热土？

截至2024-2025年，泰国已经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学校，堪称亚洲国际学校数量最多、课程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之一。

如果追根溯源，泰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国际学校是1951年成立的曼谷国际学校（ISB）。但那时候政策严格，国际学校严禁招收泰国籍学生，主要是为了解决外交官和外派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

转机出现在1992年，这无疑是泰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泰国政府首次允许本国学生入读国际学校。进入21世纪，泰国政府更明确地将国际教育视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大力推动其成为“东南亚教育中心”。一时间，大量英美百年名校，如哈罗、舒兹伯利等，纷纷在泰国开设分校。这股热潮，自然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及周边邻国的大量学生。

根据泰国媒体《Nation Thailand》2025年的报道，中国已成为泰国国际学校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泰国高等教育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相比2016年，在泰中国留学生规模增长了近5倍。

不仅人数在涨，低龄化趋势也愈发明显。过去，中国学生赴泰多以读研读博为主，但现在，从幼儿园到中学阶段的“小留学生”比例大幅上升。

“疫情期间，很多原本计划去美国家庭签证受阻，于是转战东南亚。等到疫情缓和，全球都在抢生源，泰国也不例外。”在清迈陪读的家长小露露分析道，“2016年是出生率的高峰，那段时间汇率也合适，泰国物价显得格外友好，综合来看，2018-2019年形成一次留学小精彩处也就不奇怪了。”

费用，始终是家庭考量的核心。相比于国内一线城市国际学校每年40万到60万软妹币的开销，泰国的顶级国际学校，学费加生活费通常能控制在15万到25万软妹币左右。这意味着，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质量相当的英美式教育资源。

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泰国还有着天然的地理和文化优势：飞行距离短，签证政策相对友好，生活习惯也更容易适应。这些因素，大大降低了陪读家庭的心理落差和适应成本。

当然，更多家长心里明白，泰国常常是通往欧美名校的“跳板”。泰国国际学校的IB或A-Level成绩在国际上认可度很高，学生凭借这些成绩申请海外大学，往往比从国内普通高中间出发更有优势。因此，不少家长希望借道泰国，避开国内极端内卷的升学赛道，直接完成教育的国际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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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家长Jayllen，就较早为孩子规划了海外路径。“初衷是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体制内承受过大的压力，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选择。国际学校的升学路径看起来相对直接。”他对霞光社表示，疫情打乱了原本考虑美加等国的计划，而东南亚国家入境相对容易，成了当时的务实之选。

在比较了东南亚各国后，他认为新加坡国际学校少，生活成本高昂；马来西亚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校数量又不及泰国。而泰国，近200所国际学校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国际化氛围浓厚，气候环境也更宜居。

正因为这股“过渡”风潮，泰国一些地区的租房市场比房产销售更火热。一位清迈的学生家长透露，她所在小区的租金，从2019-2020年的每月13000泰铢，涨到了疫情后的每月22000泰铢。

但并非所有人都将国际化教育视为终极目标，也有人是被泰国教育的某些优点吸引，先“踩”了进来，对未来却没有清晰的规划。

“泰国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有句话说，这片土地七百年没饿死过一条狗。”李女士这样形容她眼中的泰国。清迈家长小露露的感受更具体：“我们来泰国，很大程度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之前在重庆，孩子几乎月月生病，来到热带地区后改善很多。本来只计划读个幼儿园，结果疫情一来回不去，就读到了现在。”

此外，泰国的多元与包容，也是吸引家长们的重要因素。

在学校层面，许多国际学校采用合资形式，由泰方持有多数股权，外方则通过协议掌握教学管理实权。目前，泰国国际学校的投资方主要来自四大群体：泰国本土财团、新加坡教育集团、英美传统教育机构，以及随着中国学生涌入而开始布局的中国资本。

多元的资本带来了多元的教育选择。同时，学校对学生国籍比例通常有严格限制，红线一般设在20%到30%。据Jayllen分享，他儿子所在班级里，中国学生约占5%，泰国学生约40%，其他国家的孩子则占了一半左右。

“快乐的能力”与水面下的焦虑

“在泰国，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孩子拥有快乐的能力。”举家迁往清迈的家长清清对霞光社表示，这是几乎所有初来泰国国际学校的家长最直观的感受——“宽松”。比如她孩子所在的英制学校，一年分三个学期，算上各种假期，全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放假。

这里的教育理念与国内公立体系迥异，更强调释放天性，不过多施加学业压力，赋予孩子更多自由以培养创新思维。

学校分类也五花八门，英制、美制、蒙台梭利、新加坡制等等应有尽有。泰国教育部只要求国际学校每周上一节泰语课，至于课程设置、教材和考评体系，则由各校自主决定。考核方式也灵活得多，Jayllen提到，这里每个孩子都能得到鼓励。“小学每学期或学年末会有评估，结果以报告形式发给家长参考，没有硬性的分数要求。”

“还有，这里从小学起就有各种选修课，给孩子充分探索和发展的自由。”清清认为，国际教育更像是顺着孩子的性格脉络去培养。

最让Jayllen欣慰的是孩子语言能力的飞速进步。“刚来时英文基础弱，不适应全英文环境，但仅仅半年左右，孩子就能用英文无障碍沟通了。”

曼谷

然而，如果认为选择了这条“佛系”之路就能彻底告别焦虑，那恐怕太过理想。尽管泰国社会整体氛围闲适，但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对孩子的要求并不低。“关起门来，竞争意识一点不少，”清清坦言，“还是会焦虑孩子的下一步规划，想去欧美的话，必须早做打算。”

而放眼当下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只增不减。“未来变数太多，谁也说不准等她长大了，会面临怎样的环境，欧美的签证政策又会如何变化。”清清补充道。

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付费的是家长，用户却是孩子。因此，大部分压力实际上落在了陪读家长肩上。泰国陪读签不允许工作，多数陪读家长处于无业状态，靠炒股、自由职业或代购维持。这场景，好似一只水面上的鸭子，看似从容优雅，水面下的脚蹼却在奋力划水。

面对诸多未知，清清感到自己和孩子的退路不多。“国内的教育环境怕是很难再适应了，只能放眼全球，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就泰国本土而言，全球化合作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一位泰国房产中介透露，其客户中，第一大买家是中国人，其次是缅甸人和俄罗斯人。“购买公寓条件简单，凭护照即可，且拥有永久产权。”

长期定居清迈的小露露则认为，泰国包容的文化让她有了扎根的想法：“我们很愿意融入并分享自己的文化。比如春节，我会和物业合作在小区里组织春节活动，自己出钱出力张罗，邀请泰国邻居一起来玩，他们都非常开心。”

滤镜碎裂：那些折返与失落

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坚持到一半却不得不折返的家庭。原因无外乎两种：家长撑不下去了，或者孩子适应不了。

在曼谷陪读的Tyler妈妈，在孩子出发前就有三重顾虑：担心孩子到了清迈依然不爱学习；担心周围中国孩子多，孩子只待在中文舒适圈；担心饮食不习惯。

Tyler是在小学毕业后到曼谷读书的，初衷是“孩子不爱学习，又碰上国内的初中分流政策，觉得国际学校或许是条出路”。然而现实是，Tyler完全无法适应全英文教学，上课听不懂，学校也不会额外照顾，期中考试后，竟然有三科不及格。

Tyler妈妈总结，泰国国际学校更适合年龄更小、且家庭目标极其明确坚定走国际路线的孩子。否则，这很可能变成一场昂贵的“试错”。

“另外，Tyler很难像在国内那样交到稳定、知心的朋友，而这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其实更重要。”这就像是一个隐喻：在既定轨道上行走，或许会羡慕旷野的风景，但轨道能提供同伴和方向，给人以踏实感。而离开轨道踏入旷野，可能面临的是孤独与迷失。

感到孤独的，还有陪读家长依依。来清迈前，她有一份稳定的管理工作。“但考虑到孩子成长更重要，我还是辞职陪孩子来了。”然而在清迈的陪读生活，让她感觉逐渐失去了自我。“除了几个华人陪读群，在清迈几乎是零社交。每天就是送娃、采购、接娃，偶尔去咖啡店看看小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加上和先生异地，距离确实影响了感情。”

去年，依依带着孩子回国了。在她看来，教育更是家长的课题，需要接受考验的往往是家长，而非孩子。除了社交支撑的缺失，经济压力是另一座大山。

从2025年年中开始，泰铢汇率波动和泰国物价（尤其是租金和国际医疗）的上涨，让原本“高性价比”的泰国留学，开始令一些预算紧张的家庭感到吃力。疫情期间涌现的一批主要招收中国学生、中国学生比例过高的“华校化”国际学校，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退学潮。

此外，泰国陪读签严禁工作，许多家庭采取“爸爸国内赚钱，妈妈海外陪读”的模式。一些辞职陪读的家长，在经历了两三年的异地分居后，家庭矛盾爆发，或是因国内收入下滑无法持续支撑海外刚性教育支出，最终只能选择止损回国。

当然，也有在泰国留学后如愿以偿的家庭。他们大多停留三年左右，然后成功前往欧美深造。一位泰国留学中介透露：“现在甚至有单身人士来咨询，提前为这条从泰国到欧美的路径做规划。”谈到低龄留学可能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她表示：“人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固定的故乡。个体有权自主选择认同的身份，无论是想成为欧美名校的精英，还是与故土文化保持紧密连接，这本身都是一种选择。”

《他乡的童年》

依依妈妈的观点更显犀利：“泰国国际学校像是一个阶级过滤器。”它可能更适合那些资产配置全球化、即便长期陪读也不影响家庭现金流的“真中产”。而教育带来的阶级流动本就是一场长跑，如果家庭无法承担最终通往欧美的压力，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有轨道，那么当初的“离轨”或许就不该开始。

对于这群在异国他乡为孩子奔波的家长而言，他们更像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力为孩子寻觅一块能平稳着陆的礁石。围城内外，从来没有绝对的乌托邦。无论选择走向何方，或许正如清清所说：“和其他家长交流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真正的教育根基在家庭，在父母。”这才是无论漂泊何处，都能抵达的、真正的彼岸。